何谓“私人心理医生”？
小张研究生一毕业就来到某公司的国际贸易部，快节奏的工作着实让他感到有点疲于奔命。白天参加跟外商的谈判，经常夜晚还要加班准备次日材料，周日也经常被通知去加班。最近他感到自己有点不正常：烦躁、恐惧，总担心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心里便想着：“医院的医生一天看的患者很多，担心给自己的时间太少，所以想找一个私人心理医生。”没想到在同行中谈及此事，竟一下子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的门路。
的确，正如小张的顾虑一样，就我国目前的医疗门诊制度而言很难适应心理健康这一特殊领域的专业要求。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国内大陆地区还没有“私人心理医生”这样的行业。甚至可以说“心理医生”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可以定义为在医院里专门给心理疾病患者进行医学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医师，也可以认定为专门的咨询中心里为一般心理问题和心理困惑者服务的心理咨询师。总之，可以泛称为一切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所以正像小张和他的同行们所苦的“门路”问题，在我国的心理卫生行业才刚刚起步的今天，虽然“私人心理医生”这六个字似乎让人很熟悉，但真要问及是否有了解、是否有接触过这样的从业者，恐怕大多数人的回答还是一片茫然的。
顾名思义，所谓“私人心理医生”即指专为个人服务的心理医生，由求助的来访者和心理专业人士达成协议，定期或不定期地为其提供专一的心理健康服务。可以说，这一职业在心理医生本身被视为“金饭碗”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几分光环。尽管依旧神秘而不为多数人所知，但实际上却已悄然在一些高端人士的阶层中流行起来。
为何只是“阳春白雪”？
由于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和在短时间内消耗个人精力的巨大、以及成为一名心理专业人士本身的成本较高等等原因，使得心理服务的收费相对其他领域的服务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举例而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的心理咨询服务最低收费一般就是１５０～２００元／小时左右，且一个疗程的咨询往往至少需要持续３次以上。这对于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左右月收入的工薪族来说，即使每次咨询只使用１小时的时间，那也将占去其１／３甚至一半以上的月供。这无疑是需要咬一咬牙才能掏出手的开支。并且，无论是心理治疗师还是心理咨询师的服务，都无一例外地要求一个重要的专业伦理，那就是对待来访者不分种族、经济地位、年龄、性别、宗教等等方面的差异，必须做到一视同仁、童叟无欺。不能因为有钱人而高收费、遇到穷人而随意降低收费标准，这既不利于工作者本身的声誉、也会极大程度上破坏与来访者之间工作关系的和谐，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所以，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注定只能是“阳春白雪”而暂无缘成为“下里巴人”了。
普通的心理服务尚且如此，更何况“私人心理医生”这一更为奢侈的消费呢？由此便注定了这一服务起码在目前阶段，对我们国民来说只能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中盛行，而暂时无法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普及到大多数求助者了。
遥远异国的同行
如果是一个从发达国家来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于这个行业。无论是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东方国度，大多数国民都不会缺少两种私人医疗服务，一是让爱牙如命的西方人看得无比重要的牙科医生，二就是心理健康服务。在美国，甚至于大多数人一遇到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心理困境便首先想到找自己的心理医生求助，而不是如我们一般总是先想到找家人或朋友倾诉，毕竟追求个性化的西方人把个人隐私看成无比重要，也只有在心理服务领域的保密原则支持下才能令他们畅开心扉。可以说，在国外这一行业有着相当完善的职业体系和严格的规范，以保证服务的质量。同我国相比，这亦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区别。
从专业上来说，最早的私人心理服务可以追溯到１００多年以前心理分析治疗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中国的中医理念类似，其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治疗讲究“慢工出细活”，致力于一些深层心理疾病的剖析，故常常一个疗程就需要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以上，且每星期都必须和治疗师沟通一次，每次则长达数小时。这样高昂的开支，绝非一般人所能支付，这就注定了他的服务对象多半是当时的贵族阶层，由此他就自然成了这些伯爵、男爵夫人们的私人心理医生。据弗洛伊德自己留下的手稿显示，有一位服务了几十年的病人甚至直到其去世也没有能结束治疗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居民个个都如贵族一般富的冒油，也不是说那里的心理服务就如何便宜。而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心理服务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普通参保居民只要持相关凭证便可以在该允许范围内享受与生理医疗相同的保险服务。并且，对于未参保的人士来说，在相关的民间慈善机构、基金会和政府福利部门等组织支持下委托一些心理机构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开展一些免费服务，以照顾那些囊中羞涩的求助者。所以，在那里的人心目中，与我国现状截然不同，“私人心理医生”并非遥不可及，相反是一种如同有事找警察、穷人打官司找法律援助一样稀松平常的服务。这显然是基于物质极大富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社会福利。不过，像精神分析治疗这样的“极度奢侈消费”即使是在美国也是被排除在保险服务体系之外的。
看似光鲜的行业，实则尴尬的生存空间
对国内众多刚刚从业不久且跃跃欲试的心理工作者而言，能够像美国情景剧《成长的麻烦》里的父亲杰生.西佛那样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成为他们的“私人心理医生”自然是一件难得的大好事。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许多有物质条件请私人心理服务的富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心理医生”对自己的重要性，更难以去像司机、秘书、保镖那样让自己长期花钱去供养，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谈谈心”。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一职业只局限于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心理健康意识的白领、金领等小范围内。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由双方私下订立服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专门的一套规范来约束这一服务行为。
即便是那些认同需要私人心理援助的人们，由于缺乏对心理健康服务的了解，常常也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笔者在几年前曾经被一供职于跨国公司高层的服务对象雇为一年的私人心理医生。起先双方工作关系较为和谐，但之后来访者却要求在自己指定的场所服务。最开始要求下班后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沟通，可由于周围常常有其他同事来来往往，来访者因害怕暴露自己而时不时要求压低声音交流，最后咨询过程完全无法正常进行。接着，当事人又提出随叫随到的要求，甚至希望在咖啡馆、酒廊等公共娱乐场所，像朋友一样边陪其游玩、一边进行心理咨询服务。最终，笔者与该服务对象的一年雇佣期不得不在非完满的结局宣告尾声。
应该说，从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位来访者的要求似乎合情合理，但对心理专业服务来说却是大忌。首先，所有的心理健康服务必须要在双方单独交流的环境中方可完成，即使来访者本人没有意识到，工作者也必须提醒他一旦隔墙有耳的可能隐患。同时，心理咨询过程是一个需要集中注意力、排除其他干扰的工作。有时候来访者所述的一个蛛丝马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隐藏着发现其问题所在重要的心理线索，而在公共场所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有可能被旁边嘈杂的人流、或者手头正在从事的其他娱乐活动所影响，无法保证咨询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让来访者本人感到没有效果而对工作者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与一般的朋友谈天和娱乐是不能混同的。
另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专业上称为“角色冲突”的现象。心理服务是一种建立于专业基础上的工作，心理医生是以工作者身份介入来访者内心世界的，这样就保证了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客观地看待来访者的问题。回顾一下我们普通人平常劝慰亲人或朋友的方式，个中不乏“你不要这样”、“你应该那样”之类的词句，以自己的主观好恶来试图左右当事人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或是基于友情、或是基于亲情、或是基于爱情等等，这就导致了无法客观看待当事人的现状。对专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来说，这种沟通方式无异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来访者，而非帮助其自我成长和学会自己分析问题。毕竟，心理医生不可能像朋友、亲人那样长期相伴，来访者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独立地面对种种困境和危机，毕竟一个永远都无法脱离心理医生的个案显然是彻底失败的。
因此，在有限的服务时间内通过客观分析与循循善诱激发来访者本身的自立能力，就需要心理医生完全以工作者的角色与来访者交流，而不能混有朋友、哥们或其他角色的冲突。在网上曾有报道称一些白领寻找从事心理行业的大学、中学同学或好朋友来做自己的“私人心理医生”，从专业上来说这种“同学＋朋友＋心理医生”的多重身份来接触很明显是不利于心理服务本身的，最后很可能将导致服务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严格地讲当感觉来访者已能独立应对该问题时，心理医生就应当及时退出介入并等待以后的再次求助，而不是像普通朋友之间那样继续保持亲密接触。但是对私人心理医生来说，在目前缺乏相应行业规范、仅靠双方自行约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这个分寸往往就是最难把握的。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虽说私人心理医生是个相当诱人的闪耀职业，但现在阶段仍然是处于起步阶段并在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神秘中艰难步行着。对此，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国相关部门能出台一套针对心理从业人员的统一的行业自律和规范、并且能鼓励心理卫生领域像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纳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体系中，必要时可借鉴境外特别是澳港台地区的优良经验，才是促进这一领域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了！
